通志總序
百川異趨，必會于海，然后九洲無浸淫之患；萬國殊途，必通諸夏，然后八荒無壅滯之憂，會通之義大矣哉！
自書契以來，立言者雖多，惟仲尼以天縱之圣，故總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而會于一手，然后能同天下之文，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，然后能極古今之變。是以其道光明，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不能及。
仲尼既沒，百家諸子興焉，各效《論語》以空言著書（《論語》門徒集仲尼語），至于歷代實跡，無所紀(jì)系；迨漢建元、元封之后，司馬氏父子出焉。司馬氏世司典籍，工于制作，故能上稽仲尼之意，會《詩》《書》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世本》《戰(zhàn)國策》《楚漢春秋》之言，通黃帝、堯、舜至于秦、漢之世，勒為一書，分為五體：“本紀(jì)”紀(jì)年，“世家”傳代，“表”以正歷，“書”以類事，“傳”以著人，使百代而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，學(xué)者不能舍其書。《六經(jīng)》之后，惟有此作。故謂周公五百歲有孔子，孔子五百歲在斯！是其所以自待者不淺。
然大著述者，必深于博雅，而盡見天下之書，然后無遺恨。當(dāng)遷之時，挾書之律初除，得書之路未廣，亙?nèi)曛芳舟堄谄摺朔N書，所可為遷恨者，博不足也。凡著書者，雖采前人之書，必自成一家言。左氏，楚人也，所見多矣，而其書盡楚人之辭；公羊，齊人也，所見聞多矣，而其書皆齊人之語。今遷書全用舊文，間以俚語，良由采摭未備，筆削不遑，故曰：“予不敢墜先人之言，乃述故事，整齊其傳，非所謂作也”。劉知已亦譏其多聚舊記，時插雜言。所可為遷恨者，雅不足也。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(chuàng)，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。晉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，魯之《春秋》，其實一也。《乘》、《梼杌》無善后之人，故其書不行。《春秋》得仲尼推挽于前，左氏推之于后，故其書與日月并傳。不然，則一卷書目，安能行于世！
自《春秋》之后，惟《史記》擅制作之規(guī)模。不幸班固非其人，遂失會通之旨，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。班固者，浮華之土也，全無學(xué)術(shù)，專事剽竊。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，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。儻臣鄰皆如此，則顧問何取焉？及諸儒各有所陳，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，以塞白而已。肅宗知其淺陋，故語竇憲曰：“公爰班固而忽崔骃，此葉公之好龍也。”固于當(dāng)時，已有定價；如此人材，將何著述！《史記》一書，功在十《表》，猶衣裳之有冠冕，木水之有本原，班固不通，旁行邪上，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，且謂漢紹堯運，自當(dāng)繼堯，非遷作《史記》廁于秦、項，此則無稽之談也。由其斷漢為書，是致周、秦不相因，古今成間隔。自高祖至武帝，凡六世之前，盡竊遷書，不以為慚；自昭帝至平帝，凡六世，資于賈逵、劉韻，復(fù)不以為恥。況又有曹大家終篇，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！往往出固之胸中者，《古今人表》耳，他人無此謬也。后世眾手修書，道傍筑室；掠人之文，竊鐘掩耳，皆固之作俑也。固之事業(yè)如此，后來史家奔走班固而不暇，何能測其深淺！遷之于固，如龍之于豬，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，劉知已之徒尊班而抑馬，且善學(xué)司馬遷者，莫如班彪。彪續(xù)遷書，自孝武至于后議，欲令后人之續(xù)已，如已之續(xù)遷；既無衍文，又無絕緒，世世相承，如出一手，善乎其繼志也，其書不可得而見。所可見者，元、成二帝贊耳。皆于本紀(jì)之外，別記所聞，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。
凡左氏之有“君子曰”者，皆經(jīng)之新意；《史記》之有“太史公曰”者，皆史之外事，不為褒貶也。間有及褒貶者，褚先生之徒雜之耳。且紀(jì)傳之中，既載善惡，足為鑒戒，何必于紀(jì)傳之后更加褒貶？此乃諸生決科之文，安可施于著述？殆非遷、彪之意。況謂之贊，豈有貶辭？后之史家，或謂之“論”，或謂之“序”，或謂之“銓”，或謂之“評”，皆效班固，臣不得不劇論固也。司馬談有其書，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；班彪有其業(yè)，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。固為彪之子，既不能保其身，又不能傳其業(yè)，又不能教其子，為人如此，安在乎言天下法！范曄、陳壽之徒繼踵，率皆輕薄無行，以速罪辜，安在乎筆削而為信史也！
孔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。”此言相因也。自班固斷代為史，無復(fù)相因之義，雖有仲尼之圣，亦莫知其損益，會通之道，自此失矣！語其同也，則紀(jì)而復(fù)紀(jì)，一帝而有數(shù)紀(jì)；傳而復(fù)傳，一人而有數(shù)傳。天文者，千古不易之象，而世世作《天文志》；《洪范五行》者，一家之書，而世世序《五行傳》。如此之類，豈勝繁文？語其異者，則前王不列于后王，后事不接于前事，郡縣各為區(qū)域，而昧遷革之源；禮樂自為更張，遂成殊俗之政。如此之類，豈勝斷綆！
曹、魏指吳、蜀為寇，北朝指東晉為僭；南謂北為索虜，北謂南為島夷。《齊史》稱梁軍為義軍，謀人之國可謂義乎？《隋書》稱唐兵為義兵，伐人之君可以為義乎？房玄齡董史冊，故房彥謙擅美名；虞世南預(yù)修書，故虞荔、虞寄有嘉傳。甚者，桀犬吠堯，吠非其主；《晉史》黨晉而不有魏，凡忠于魏者，目為叛臣，王凌、諸葛誕、毋邱儉之徒抱屈黃壤；《齊史》黨齊而不有宋，凡忠于宋者，目為逆黨，袁粲、劉秉、沈攸之之徒含冤九泉。噫！天日在上，安可如斯？似此之類，歷世有之。傷風(fēng)敗義，莫大乎此！
遷法既失，固弊日深，自東都至江左，無一人能覺其非。惟梁武帝為此慨然，乃命吳均作《通史》，上自太初，下終齊室，書未成而均卒。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(xù)《史記》訖于隋，書未成而免官。豈天之勒斯文而不傳與？抑非其人而不佑之與？自唐之后，又莫覺其非，凡秉史筆者，皆準(zhǔn)《春秋》，專事褒貶。夫《春秋》以約文見義，若無傳釋，則善惡難明；史冊以詳文該事，善惡已彰，無待美刺。讀蕭、曹之行事，豈不知其忠良？見莽、卓之所為，豈不知其兇逆？夫史者，國之大典也，而當(dāng)職之人，不知留意于憲章，徒相尚于言語，正猶當(dāng)家之婦，不事饔飧，專鼓唇舌，縱然得勝，豈能肥家？此臣之所深恥也。
江淹有言：“修史之難，無出于志。”誠以志者，憲章所系，非老于典故者，不能為也。不比紀(jì)、傳，紀(jì)則以年系事，傳則以事系人，儒學(xué)之士皆能為之。惟有志難，其次如表，所以范曄、陳壽之徒能為紀(jì)、傳而不敢作表、志。志之大原，起于《爾雅》，司馬遷曰“書”，班固曰“志”，蔡邕曰“意”，華嶠曰“典”，張勃曰“錄”，何法盛曰“說”，余史并承班固，謂之“志”，皆詳于浮言，略于事實，不足以盡《爾雅》之義。臣今總天下學(xué)術(shù)而倏其綱目，名之曰“略”。凡二十略，百代之憲章，學(xué)者之能事，盡于此矣！其五略，漢、唐諸儒所得而聞；其十五略，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。
生民之本，在于姓氏；帝王之制，各有區(qū)分。男子稱氏，所以別貴賤；女子稱姓，所以別婚姻，不相紊濫。秦并六國，姓氏混而為一。自漢至唐，歷世有其書，而皆不明姓氏。原此一家之學(xué)，倡于左氏，因生賜姓，胙士命氏，又以字、以謚為官，以邑命氏，邑亦士也。左氏所言，惟茲五者。臣今所推，有三十二類，左氏不得有聞，故作《氏族略》。
書契之本，見于文字。獨體為文，合體為字。文有子母，主類為母，從類為子。凡為字書者，皆不識子母。文字之本，出于六書。象形，指事，文也；會意，諧聲，轉(zhuǎn)注，字也；假借者，文與字也。原此一家之學(xué)，亦倡于左氏。然止戈為武，不識諧聲；反正為乏，又昧象形。左氏既不別其源，后人何能別其流？是致小學(xué)一家，皆成鹵莽。經(jīng)旨不明，穿鑿蜂起，盡由于此。臣于是驅(qū)天下文字盡歸六書。軍律既明，士乃用命，故作《六書略》。
天籟之本，自成經(jīng)緯。縱有四聲以成經(jīng)，橫有七音以成緯。皇頡制字，深達此機；江左四聲，反沒其旨。凡為韻書者，皆有經(jīng)無緯。字書眼學(xué)，韻書耳學(xué)。眼學(xué)以母為主，耳學(xué)以子為主。母主形，子主聲，二家俱失所主。今欲明七音之本，擴六合之情，然后能宣仲尼之教，以及人間之俗，使裔夷之俘皆知禮，故作《七音略》。
天文之家，在于圖象。民事必本于時，時序必本于天。為天文志者，有義無象，莫能知天。臣今取隋丹元子《步天歌》，句中有圖，言下成象；靈臺所用，可以仰觀。不取甘石本經(jīng)，惑人以妖妄，速人于罪累，故作《天文略》。
地理之家，在于封圻。而封圻之要，在于山川。《禹貢》九洲，皆以山川定其經(jīng)界。九洲有時而移，山川千古不易，是故《禹貢》之圖，至今可別。班固《地理》主于郡國，無所底止，雖有其書，不如無也。后之史氏，正以方隅；郡國并遷，方偶顛錯，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，班固為之創(chuàng)始，至此一家，俱成謬舉。臣今準(zhǔn)《禹貢》之書而理川源，本《開元十道圖》，以續(xù)古今，故作《地理略》。
都邑之本，金湯之業(yè)。史氏不書，《黃圖》難考。臣上稽三皇、五帝之形勢，遠探四夷、八蠻之巢穴，仍以梁汴者，四朝舊都，為痛定之戒；南陽者，疑若可為中原之新宅，故作《都邑略》。
謚法一家，國之大典。史氏無其書，奉常失其旨。周人以諱事神，謚法之所由起也。古之帝王，存亡皆用名。自堯、舜、禹、湯至于桀、紂，皆名也。周公制禮，不忍名其先君；武王受命后，乃追謚太王、王季、文王，此謚法所由立也。本無其書，后世偽作周公謚法，欲以生前之善惡，為死后之勸懲。且周公之意，既不忍稱其名，豈忍稱其惡？如是，則《春秋》為尊者諱，不可行乎周公矣，此不道之言也。幽、厲、恒靈之字，本無兇義，謚法欲名其惡，則引辭以遷就其意。何為皇額制字，使字與義合，而周公作法，使字與義離？臣今所纂，并以一字見義，削去引辭，而除其曲說，故作《謚法》。
祭器者，古人飲食之器也。今之祭器，出于禮圖，徒務(wù)說義，不思適用。形制既乘，豈便歆享？夫祭器尚象者，古之道也。器之大者如罍，故取諸云、山；其次莫如尊，故取諸牛、象；其次莫如彝，故取諸雞、鳳；最小者莫如爵，故取諸雀。其制皆象其形，鑿項及背以出內(nèi)酒。惟劉杳能說其義，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“犧尊”及齊景公家書所得“牛尊”、“象尊”以為證，其義甚明，世莫能用。故作《器服略》。
樂以詩為本，詩以聲為用。風(fēng)土之音曰“風(fēng)”，朝廷之音曰“雅”，宗廟之音曰“頌”。仲尼編《詩》，為正樂也。以風(fēng)雅頌之歌，為燕享祭祀之樂。工歌《鹿鳴》之三，笙吹《南陔》之三，歌間《魚麗》之三，笙間《崇邱》之三，此大合樂之道。古者絲竹有譜無辭，所以六笙但存其名。序《詩》之人，不知此理，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。良由漢立齊、魯、韓、毛四家博士，各以義言《詩》，遂使聲歌之道微。至后漢之末，《詩》三百僅能傳《鹿鳴》《騶虞》《伐檀》《文王》四篇之聲而已。太和末，又失其三，至?xí)x室，《鹿嗚》一篇又無傳。自《鹿鳴》不傳，后世不復(fù)聞詩。然詩者，人心之樂也，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。繼風(fēng)、雅之作者，樂府也。史家不明仲尼之意，棄樂府不收，乃取工伎之作以為志。臣舊作《系聲樂府》以集漢魏之辭，正為此也。今取篇目以為次，曰樂府正聲者，所以明風(fēng)、雅；曰祀享正聲者，所以明頌。又以琴操明絲竹，以遺聲準(zhǔn)逸詩。語曰：“'韶’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；'武’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”。此仲尼所以正舞也。“韶”即文舞，“武”即武舞。古樂甚希，而文、武二舞猶傳于后世。良由有節(jié)而無辭，不為以說家所惑，故得全仲尼之意。五聲、八音，十二律者，樂之制也，故作《樂略》。
學(xué)術(shù)之茍且，由源流之不分。書籍之散亡，由編次之無紀(jì)。《易》雖一書，而有十六種學(xué)：有傳學(xué)，有注學(xué)，有章句學(xué)，有圖學(xué)，有數(shù)學(xué)，有讖緯學(xué)，總得總言《易》類乎？《詩》雖一書，而有十二種學(xué)：有詁訓(xùn)學(xué)，有傳學(xué)，有注學(xué)，有圖學(xué)，有譜學(xué)，有名物學(xué)，總得總言《詩》類乎？道家則有道書，有道經(jīng)，有科儀，有符篆，有吐納丹田，有爐火外丹，凡二十五種，皆道家，而渾為一家，可乎？醫(yī)方則有脈經(jīng)，有灸經(jīng)，有本草，有方書，有炮炙，有病源，有婦人，有小兒，凡二十六種，皆醫(yī)家，而渾為一家，可乎？故作《藝文略》。
冊府之藏，不患無書；校讎之司，未聞其法。欲三館無素餐之人，四庫無蠹魚之簡，千章萬卷，日見流通，故作《校讎略》。
河出《圖》，天地有自然之象，圖譜之學(xué)由此而興；洛出《書》，天地有自然之文，書籍之學(xué)由此而出。圖成經(jīng)，書成緯，一經(jīng)一緯，錯綜而成文。古之學(xué)者，左圖右書，不可偏廢。劉氏作《七略》，收書不收圖；班固即其書為《藝文志》。自此以還，圖譜日亡，書籍日冗，所以困后學(xué)而墜良材者，皆由于此。何哉？即圖而求易；即書而求難。舍易從難，成功者少。臣乃立書二記：一曰記有，記今之所有者，不可不聚；二曰記無，記今所無者，不可不求。故作《圖譜略》。
方冊者，古人之言語；款識者，古人之貌。方冊所載，經(jīng)數(shù)千萬傳；款識所勒，猶存其舊。蓋金石之功，寒暑不變，以茲稽古，庶不失真。今藝文有志，而金石無紀(jì)。臣于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幣，三王之鼎彝，秦人之石鼓，漢魏之豐碑。上自蒼頡石室之文，下逮唐人之書，各列其人而名其地，故作《金石略》。
《洪范五行傳》者，巫瞽之學(xué)也。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。天地之間，災(zāi)祥萬種；人間禍福，冥不可知，若之何一蟲之妖，一物之戾，皆繩之于五行！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，周單子一言之徐，而能關(guān)于五行之沴乎？晉申公一衣之偏，鄭子臧一冠之異，而能關(guān)于五行之沴乎？董仲舒以陰陽之學(xué)，倡以此說，本于《春秋》，牽和附會。歷代史官，自愚其心目，俯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。臣故削去五行，而作《災(zāi)祥略》。
語言之理易推，名物之狀難識。農(nóng)圃之人識田野之物，而不達《詩》《書》之旨；儒生達《詩》《書》之旨，而不識田野之物。五方之名本殊，萬物之形不一，必廣覽動植，洞見幽潛，通鳥獸之情狀，察草本之精神，然后參之載籍，明其品匯，故作《昆蟲草木略》。
凡十五略，出臣胸臆，不涉漢、唐諸儒議論。《禮略》所以敘五禮，《職官略》所以秩百官，《選舉略》言掄材方，《刑法略》言用刑之術(shù)，《食貨略》言財貨之源流，凡茲五略，雖本前人之典，亦非諸史之文也。
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。《書大傳》曰：“天子有問無對，責(zé)之疑；有志而不志，責(zé)之丞。”是以宋、鄭之史，皆謂之志。太史公更志為記，今謂之志，本其舊也。桓君山曰：“太史公《三代世表》旁行邪上，并效《周譜》。”古者紀(jì)年別系之書謂之譜，太史公改而為表，今復(fù)表為譜，率從舊也。然西周經(jīng)幽王之亂，紀(jì)載無傳，故《春秋》編年以東周為始。自皇甫謐作《帝王世紀(jì)》及《年歷》，上極三皇，譙周、陶弘景之徒，皆有其書。學(xué)者疑之，而以太史公編年為正，故其年始于共和。然共和之名，已不可據(jù)，況其年乎？仲尼著書，斷自唐、虞，而紀(jì)年始于魯隱，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。今之所譜，自《春秋》前稱世，謂之世譜；《春秋》之后稱年,謂之年譜。太史公紀(jì)年以六甲，后之紀(jì)年者以六十甲，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陰、歲陽之名。今之所譜，即太史公法，既簡且明，循環(huán)無滯。禮言臨文不諱，謂私諱不可施之于公也。若廟諱，則無所不避。自漢、唐，史官皆避諱，惟《新唐書》無所避。臣今所修，準(zhǔn)舊例，間有不得而避者，如謚法之類，改易本字，則其義不行，故亦唐舊（漢景帝名啟，改啟為開；安帝名慶，改慶為賀；唐太祖名虎，改虎為武；高祖名淵，改淵為水。若章懷太子注《后漢書》，則濯龍淵不得而為諱；杜佑作《通典》，則虎賁不得而諱）。
夫?qū)W術(shù)超詣，本乎心識，如人入海，一人一深。臣之二十略，皆臣自有所得，不用舊史之文。紀(jì)傳者，編年紀(jì)事之實跡，自有成規(guī)，不為智而增，不為愚而減，故于紀(jì)傳即其舊文，從而損益。若紀(jì)有詔之辭，傳書有疏之章，入之為書，則據(jù)實事；慎之別錄，則見類例。《唐書》、《五代史》皆本朝大臣所修，微臣所不敢議，故紀(jì)傳訖隋。若禮樂政刑，務(wù)存因革，故引而至唐云。
嗚呼！酒醴之未，自然澆漓；學(xué)術(shù)之末，自然淺近；九流設(shè)教，至未皆弊。然他教之弊，惟在典刑；惟儒一家，去本太遠。此理何由？班固有言：“自武帝立五經(jīng)博士，開第子員，設(shè)科射策，勸以官祿，訖于元始，百有余年。傳業(yè)者寢盛，枝葉繁滋，一經(jīng)說至百余萬言，大師眾至千余人，蓋祿利之路然也。”且百年之間，其患如此；千載之后，弊將若何？況祿利之路，必由科目；科目之設(shè)，必由乎文辭。三百篇之《詩》，盡在聲歌，自置《詩》博士以來，學(xué)者不聞一篇之《詩》；六十四卦之《易》，該于象數(shù)，自置《易》博士以來，學(xué)者不見一卦之《易》。皇頡制字，盡由六書，漢立小學(xué)，凡文字之家，不明一字之宗。伶?zhèn)愔坡桑M本七音；江左置聲韻，凡音律一家，不達一音之旨。經(jīng)既茍且，史又荒唐，如此流離，何時返本？道于污隆存乎時，時之通塞存乎數(shù)，儒學(xué)之弊，至此而極！寒極則暑來，否極則泰來，此自然之道也。臣蒲柳之質(zhì)，無復(fù)余齡，蔡藿之心，惟期盛世！謹(jǐn)序
